从此，恒子开始了他那既贫困又朴实的农民生活，同时也开始了他终生难忘的故事。
来年初夏。
一天，他全家正在吃早饭。那是一张伺候过数代人的小饭桌。五岁那年，也是在这张桌子上，他的一只蟾蜍，跳到祖父的碗里。现在它更象一个年过古稀的，一身残疾的耄耋孤寡老人，早已到了退养的年限，却仍然被左支右撑地立起东摇西晃的身子，展现一个悲凉无奈的现实。褪色变形的桌面，凹凸不平，裂着四道过指的缝子。桌上摆着一碟干面面辣子，还有一只磕碰得坑坑凹凹的小铜盆，满盛少盐没醋的红苕面河漏，除此，就是每人面前的那照得见影的一碗稀饭。祖母、父母和信子，坐在桌的四边吃饭，他和诚子各端着碗蹲在一边。在这个家中。唯祖父一人，在干炕上用餐，而且还要人给他喂着进食。
天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。屋檐水有一滴没一滴地掉着，在海缸里溅起清亮的响儿。燕子从天厅里不时飞回，屋梁上适时腾起一片喧闹。小雏燕儿伸长脖子，张着鹅黄色小嘴向它们的父母企食。抬眼望着梁上快乐的小雏燕嘴边的那沫鹅黄，使他想到熟透的杏儿，还有鸡蛋的黄儿。于是他想到藏在鞋旮旯里那个鸡蛋，想到那蛋掉落在地上的响儿，以及它散发出的气味，他心里一阵发潮，想吐，却吐不出来。望着碗里难咽的食水，他羡慕那群小鸟，更钦佩它们的父母，在这无际雨中，能为儿女衔回可口的食物，泪水噙满他的眼眶。
诚子站了起来，向门外看去。
荞花来了，他哭红了眼。全村人都知道。她和诚子相爱。屋子里顿时静得出奇，只听得见信子唏溜唏溜的喝饭声。女人见不得别人的眼泪，见荞花的样，母亲也有些恓惶。
“啥事。”
“我爸说，要把我嫁到北山里去，弄些钱给我妈治病。”荞花说。
“你家成份好，你爸是队长，开个条子，不能在队里借些？”父亲问。
“我爸说，队里没钱，就是有，他也没脸借了，他怕人骂，怕人指脊背，我家已借了队里五六千块了。”
沉默，谁也不再吱声。似乎谁也说不出什么。听说荞花她妈，患的是子宫瘤，要开刀动手术。可叫她家到那里弄钱去！前些年，她爷用钱给她傻弟弟社娃买了个四川媳妇，可没过几天日子，那女子便跑了。有人说，是社娃没本事，不会和女人睡觉，叫女人滋润受话，叫女人舒坦，叫女人尝到男人的味也尝到自己的味，所以拴不住那女人的心；也有人说，那女人没安好心，她那样聪明好看，为啥要嫁给一个傻子，是出来骗钱的，穷极了，啥事都做得出来。也许人们说的都对，在这样的年代里，无论是那种人，那个阶级，有谁把日子过得象个人样！不过，社娃也是个大瓜傻。村里人常说社娃的笑话。一天社娃在烧锅，他妈叫他看锅里水开了没有。他揭开锅一看说：“那谁知道，豆撵豆了。”以后，他妈问他水开了没有便说：“看豆撵豆了没。”水开了他说：“豆撵豆了”，水没开分说：“没豆。”每晚睡觉，他妈不给他把叠的被子拉开，他都不知道怎样盖被子。一夜他妈忘了，大冬天脱得光光地躺在炕上，扯声地喊：“妈，冰呀，被没了，冰呀，被没了。”他妈过去一看，哭笑不得，被子叠得好好的放在炕上。恒子此时想，贫困无疑是对人性的扼杀，是愚昧和无知的根源；它使社会畸形地发展，使生活走向悲剧。
接着荞花哭着说道：“我跪下求我爸，说我爱诚子，我爸开始不依，后来我妈劝了几句，他才说，你家若出五百块钱，就算有这事。他不是嫌你家的成份，是怕你家拿不出钱。我知道，你家日子过得更惨。可我爱诚子，我不去北山里，求你们了。救救我吧，大叔大妈，我求你们了！”荞花说着，就跪在母亲的身前，她急忙扶起了她。    “当”的一声，诚子手中的碗，掉在了地上。
谁也没再开口，屋子一下又静得可怕。母亲许是怕哭出声来，捡起地上的碗片，到门外去了。“黄狗嗷嗷，黄狗嗷嗷……”屋外传来她拖着长音的唤狗声。不一会，她领着邻家的大黄狗走进了屋。黄狗贪婪地舔地上的稀饭，那样子简直是要把地皮都舔掉。人饿狗能不饿！
看着黄狗舔地的样子，恒子想到它给娃舔尻子，用舌头掏着掏着地舔，舔得娃痛得直哭。他还想到邻村一只狗娃舔尻子，把娃的鸡鸡都咬着吃了。是不是回方城一趟，给荞花取些钱来。他爱哥哥和荞花。甚至可以为他们的幸福牺牲生命。可他同样爱着方城，也曾用心答应过太上，为了方城不能泄露机密，避免任何不利于方城的事。诚子和荞花是自己的亲人，而方城却是国家的财富。他深知后者的份量。所以，他一直没说话。但他的心中却十分难过，因为，他可以解决这一难题，却又不能解决。他只是矛盾地站在一旁，忍受自发的痛若。是的，他不能，也不敢因亲情使自己成为族人的罪人。当然，他并不是不愿意帮助哥哥和荞花，只是没有想出帮助他们的办法。
“清心。”这时祖父在炕屋里说了话。
“嗯。”
“你吃了饭，到村北找一下木匠德娃子，看谁要我那付柏木棺材；人死了，就是住在金屋银殿，也就是那么回事，我看裹一张席片子，照样埋人。娃的事大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恒子想哭，可他怎么也哭不出来。他们全家都想哭。
恒子始终认为，他的祖父是好人。仅管他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，他也不会改变这种看法。把祖父看成坏人，那是政治和社会暂时的需要，并不代表事实。祖父目不识丁，凭着自己的天赋精明，勤劳厚道，使自己有些微不足道的财产，把日子过得比一般人稍强一点。事实上，他只不过是这片土地上最平凡最真诚朴素的劳动者，仅此而已。土改运动中，因家中多了几亩地，养了两个逃难而来的帮工，竟被划成地主成份。在批斗祖父的大会上，工作队请他家的帮工杜完成上台控诉，他说：“狗日的地主陈有全，瞎透透了，他一天吃那黑面馍，叫我吃白面馍，拿好吃的硬是把我往死里撑哩。你们说他瞎不瞎？我家乡闹日本，逃到陕西，住在破庙里，我老婆病的快死了，我找不到事干，没钱给老婆买药，心想吊死在庙里算了。可陈有全这狗日的来了，把我接到他家中，又看病又管吃住，叫我们吃他家的好吃的，盖他家的好盖的。我们要死，管他的屁事。可他不叫，硬是让我们活在世上受罪，受他那好吃的罪。好吃的，是毒药，不吃，你想吃，吃多了，就把人闹死了。好在全国解放了！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，打倒了他，我们才没被他用好吃的闹死。你们说他狗日的瞎不瞎！”他的话惹得台下众人大笑不已。工作队拦也拦不住，他硬是把话说完了。这话多年都是村中常说的笑话。四清运动中，祖父再次遭批斗。在一次批斗会上，他被冷娃王二杆子一伙打断了腰，从此成了废人。是啊，中国有多少象祖父这样的人，被无情地摧残着。他们从人性素质上讲，应该属于社会进步的资本。他们可塑性强，富有创造力。可他们都如此地遭受镇压、批斗、迫害、歧视。这无疑是一种阻止社会文明进步的丑恶行为。遗传决定人性社会发展的必然性。恶人和好人的区别，并不是富有和贫穷的区别，而是他的所作所为是否伤天害理，祸及乡野。恒子和陈言八爷、刘妈，曾多次探讨这个问题。他们认为，无论是国家，还是民族，剥夺人性的权利，无疑是在破坏削弱社会发展的动力。在政治的偏激下，人失去了多少正义，社会便少了多少文明。
“恒子”这时祖母说了话。
“嗯。”
“我娃给婆找一根铁丝去。”
他不知祖母干啥用，找来一根架子车的废辐条。
“给婆握个钩钩。”
“嗯。”他把那铁丝在砖缝里撬了撬，折成了个硬钩儿，递给了祖母。她拿这个钩子，在老后门旁的墙缝里掏腾了一阵，取出一个油布包， 一层一层打开，里面是三十几块银元。
“荞花，我娃过来。”荞花走到祖母身边。“你先把这三十向块银元拿回去，叫你爸托人换一下，先给你妈治病。这是我解放那阵藏的。恒子他妈病重时，我都没敢拿出来，怕保不下我媳妇的命，留着好给她送终。现在这钱也没啥用处了。剩下的，我们想办法。你爷能卷席角，你婆我也能卷席筒，我娃说是不是？你妈的病要紧。”
荞花跪在祖母身边哭了：“婆，我活着是你陈家的人，死了也是陈家的鬼，婆、婆啊？”
家里那套楠木雕花八仙桌和椅子被陌生人抬走了。值钱的就是祖父的那付柏木棺材了。这几件家俱抬走以后，屋里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。似乎，他感到这已不是自己的家了，家丢了，找不到了。这里不再是家了，而是一个关押动物的笼子。现在，家里穷得只剩下人了一张张的饥饿的嘴，要吃要喝又没吃没喝的嘴。破坏了原状的突然感，失落感，使之一切显得陌生，让人恐慌不安。恒子心里涌动难以言状的情感，这感觉也曾发生过。社教运动那年，再度籍没了他家的财产。他家门前那棵老皂角树，被伐倒那天，他曾有过这种情感。那是冬季的早晨。雪静静的落着。放学回家，远远的看到，人们把皂角树伐倒了。它象一个再也爬不起来的老人，躺在那里。人们用斧头砍去它的梢股，以便于瓜分，以便于吞噬。对于那些浅薄盲目愚昧者，对于那些从本质早已可悲的人，再也没有以不劳而食，更使他们快慰。有多少人围着这棵树开怀畅笑。浅薄者的笑，总是在别人的不幸之时，除了蔑视强者之外，这笑里最多的是，对自我侥幸的肯定。他无论如何难以接受，大树倒下的那种空虚。空虚使一切变得难以置信。他静静地站在雪中，站成了一尊白色的雕塑。突然，他疯狂地跑回家，搂住母亲又哭又闹：“妈，我要皂角树，我要吗，妈，我要皂角树，我要啊……”当时家人难过极了，可谁也没有吱声。唯有他的哭声撕人心肺……今天，同是这种感情，他没有哭，只是沉思这一切。是的，他十七岁了，他长大了。
一天，抬棺材的人来了。全家都不说话，任凭来人忙活。此时，恒子想到祖父那双干瘪的腿，还有他那因长期卧床，布满痍疮的脊背。当买主把150块钱递给父亲的时候，他突然走了过去。
“对不起，大叔，这棺材我们不卖了。”
“为啥？”买主说：“不是说得好好的，为啥说话不算话？”
“大叔，实话对你说吧，我爷在炕上躺了几年了，撑持不了多少日子了。”恒子说：“你大叔是明智人，我们实在有难处。全当是给小侄子帮个忙，以后用着，言传一声，小的一定当仁不让！”
来人骂骂咧咧地走了。父亲生气地望着他：“不卖，钱从哪儿来？卖了还差一大截子，我看你咋给你哥交待！”
“哥，我想办法。还差多少？”
“三百。”诚子说。
“哥，你去找陈言八爷，说我让他去借三百块钱，有急用。”说罢，感到哥进城不便，又改口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去给八爷先打个招呼，叫他借好了给你送来。”恒子心里很难过，他实在不想动用方城的钱，可他没有办法呀，他不能叫祖父卷席筒，不能看着荞花被卖到北山里，他更不想看到哥那愁熬的样子。
定了诚子的亲事，全家人吃饭香了许多。要知道，诚子那年都二十四岁了。一晌里，被他忘掉的那把铜唢呐，又在田原响了起来。那声音似乎亮丽了许多，甜柔了许多。诚子的外号叫“唢呐王”。唢呐王的唢呐又响了，肯定是唢呐王有了喜事，这喜事儿不猜都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