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情是人的本性,理智是人的修养。
感情是真挚的,理智往往带着虚伪。
然而,感情往往将事办糟。理智却使事情趋于完美。
没有修养的人,一片真诚。
有修养的人,有礼有节。
当婴儿生下之时,人们就企冀他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。
因为理智可以克制感情,使他人生之路少许多拐弯和坎坷。
但人们却也在同时呼唤真诚。
理智是一个笼子,永远关着感情这只鸟儿。
任凭笼子关得多严,但总有打开的时候。感情这只鸟儿,总是趁着笼子开门的时候朝外飞。
据我的人生实践,再理智的人。有时也难以克制感情。
有些时候,有些事物,理智明明告诉他应该那样做,感情却让你这样做。
即使理智克制住了感情,感情按照理智的意愿做了,但感情会在另一个地方,会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,哭、笑、唱歌、跳舞、体育活动等等,都算一种方式。生病、者癌症、出车祸、骨折等,也是一种方式。
我哥、我,在村里算得上个小知识分子,也是小有修养的人。
但是,我们有时很理智,有时就任感情的野马放缰驰骋。
在爱情上,我们更是这样,哥哥更甚于我。
哥哥在那晚人们走后,拉开被子就睡大觉了。
就这样一睡睡了几年,后来一直睡下去。
就算香缠不是他的妻子,这么个漂亮、温柔的女人睡在一个火气正旺的男人身旁,他竟能坐怀不乱,无动于衷。
我真怀疑杏花的走,带走了他的阳刚之气,带走了他的男子汉最本质的东西。
他明白,理智告诉他应该爱香缠,尽一个丈夫的职责,可是他对杏花的感情却使他在香缠面前失去了男子汉的风度。
哥同杏花确是青梅竹马。
杏花比哥小两岁。
她生性弱柔,上学期间男生常欺负她。
哥就成了她的保护神。
他们一同上学,一同挖野菜,一同上山砍柴。
杏花只上了几年学,后来虽然不上学了,可是每天下午她仍在村口等我哥。
两个人慢慢长大了,谁也没提说过婚姻的事,家里也没有为两人订过亲,可是,村里人都认为杏花配黑龙最合适,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。
他们也许没有花前月下手拉手,肩并着肩,漫步在洒满情话的山间小道;更不有丛林中、土坎下相依相偎,相拥相抱,相亲相爱,信誓旦旦。他们一如既往,过去怎样,现在还怎样,谁也没提过婚姻的事。
然而,他们心的灵犀,相互早都把自己的心灵和生命许给了对方。
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现实的所迫,这个从不言及的事,终于有一天象太阳一样冲破黑暗火亮亮地摆在他俩和我全家人面前。
那是一个初夏中午,我们全家人正在吃午饭。
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农民的饭食,那简直是让今天的孩子无法睛咽。每到初夏,这个季节就呼之为“青黄不接”,生产队所分的口粮各家大都吃尽,要靠借借贷来使生命延续到新麦成熟。穷队向宽裕的队借,穷亲戚向富亲戚去借。
那时个说富,不过是他们没断顿而已。
除了借亲戚,还可以向国家要返销粮或称之为“救济粮”。
社员夹着粮袋找队长,队长领着一帮人找党支书,党支书带着队长找公社书记,公社书记骑着自行车往县上跑。那时候没有小车,只要有个新“飞鸽”自行车,公社书记高兴得踏得象云雀一样飞。
返销粮,大都是粗粮,黑豆、麸皮,偶尔也有白白如雪的面粉。
会吃的,忍着性子拦糊糊往麦成熟混。不会过日子的领回来先撕一顿软面,调上一大碗,解一解馋,吃完了再去找队长。
任何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,如果给孩子们忆起当睥的困惑,孩子们会认为父母想当作家,模仿安徒生《买火柴的小女孩》的故事给他们编童话哩。
灾难对于弱者来说是一种不幸,这个不幸扩展他的一生,派生出许多不幸。
而对于强者,却是一种磨炼,这次磨炼,是他人生的成功的奠基石。
同样的经历,产生的结果,造成的人生大不一样。
命运本身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我至今感谢那段少吃没喝的岁月,因为它给我生命注入了耐力。
那天中午,我家吃的红薯面河漏。
一张待候无数代人的小饭桌,真象年过古稀满身残疾的老人,桌腿儿长短不一,只好左支右垫。桌面不见漆色,高低不平且裂开四道指宽的缝子。
这个桌子,展现了三个悲凉的现实,一是本身,二是社会,三是我家。
桌面摆 着一个磕碰得满是坑坑凹的小铝盆,名盆里是黄黄的河漏。盆边是个小碟儿,盛着红红的干辣面子。一个人一年半斤清油,早在春节时已用尽了。
如今这样少醋无油的河漏,让孩子们无法下咽,而在那个时个的那天,却是我们全家喝几天糊糊而换来的。
这无异于一次节日盛餐。
祖母和父母坐在这小桌边上吃饭,我和哥端着碗蹲在一边。唯有祖父一人在土炕上用餐。
天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,到了响雷的季节却没有炸雷。屋檐水有一下没一下地掉了下来,在海子里浅起清亮的响声。燕子从天厅里不时飞回来,屋梁上便腾起一阵了的喧闹。雏燕伸长脖子,张着那小巧美丽的尖嘴儿,那抹嫩黄,使我总联想到鸡蛋的心儿。多少年了,我只在一年的一天才能吃到一个属于我的鸡蛋,那就是我的生日,让得我还不太懂事的时个,有一年我过生日,母亲出门借了一个鸡蛋给我煮熟了。我舍不得吃,把鸡蛋藏在一个纸盒里,一想起来,便拿出来瞧瞧,用舌头在蛋壳上舔舔。就这一瞧一舔似乎我就吃到蛋的清香。终于有一天清香变成了恶臭,我哭了,拿着蛋去找母亲,母亲却把我美美地打了一顿。
下雨天,燕子妈妈不知道从哪里捉来虫子,给张着小嘴的燕子喂,小燕子兴奋得吱儿吱儿的叫。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我瞧瞧妈,妈正在慢条斯里地吃着 合 各。她就这样,等待我们吃过,才急急刨两口洗涮锅碗。
我在温无边际的思绪漫游中一碗河漏不知不觉进了肚子。突然我哥站了起来,眼睛望着门外。
顺着哥的目光,大家朝外望去,细雨中跑着一个步履踉跄的姑娘。
杏花姐被大家的目光拽进了屋。
她没戴帽,头发湿湿地贴在头上,衣服也打湿了,一进屋就抽泣着揉眼睛,泪水和雨水抹了一脸。
妈先急了,忙迎上前拉着她的手问:“杏花,哭啥哩?”
杏花止住了泪水,说:“我爸要把我嫁到北山里,弄些钱给我妈治病。”
“你家成份好,你爸又是队长,不能开个条子在队里借些?”
父亲说。
“我爸说队里没钱,就是有,他也没脸再借了,他怕人骂,指脊梁骨,我家都借队里几百块了。”
沉默,谁也不再吱声。似乎谁也再没高招了。
听说杏花妈害的是子宫瘤,要开刀动手术。动手术需要一大笔钱,可他家哪里去弄钱呢?前些年,她爸用钱给她那个傻弟弟社会娶了个四川媳妇,没过几天日子,那媳妇便不知去向。有人说,怪社会是个傻子 ,不会同媳妇干那事儿,拴不住媳妇的心。有人说,那媳妇嫁给社会就是为了骗钱,要不然,那么漂亮怎么就会嫁给一个瓜种。无论人们怎么议论,其结果是杏花她爸王翻身给儿子把钱花了,媳妇却没娶成,不过尽了一次父亲的义务而已。一个有理智的傻瓜为一个无理智的傻瓜办了一件傻事,给这个本身充满悲剧的色彩的家里 又增添了悲剧,导致悲剧逐渐走向高潮。
现在这个悲剧演到了《卖女》一幕。
杏花哭泣着说:
“我跪下求我爸不要把我嫁到北山,我说我爱黑龙哥,除了黑龙哥,我谁也不嫁。我爸开始不说话,后来我妈劝他,他才松了口,说只要你家能拿出500块钱就行。他不是嫌弃你家的成份,他喜欢黑龙哥识字、能干,只怕你家拿不了500块钱。我也知道你家日子紧巴。大伯,大妈,可我爱黑龙哥,我就是要嫁黑龙哥。嫁到你家,累死我也甘心,咱们再还帐。我求你们了,救救我,救救我,大伯、大妈!”
杏花说着就跪在我妈的面前,我妈急忙扶起她。
“当!”的一声,我哥手中的碗掉在了地上。
谁也没有再开口。
屋子里一下子静得可怕,我妈也讣告 是怕哭出声来,捡起我哥摔碎的碗片,到门外去了。
屋外传来她那拖长声音的唤狗声:
“黑子噢噢——黑子噢噢——”
不一会,她领回邻家的那条大黑狗走了进来。
黑狗贪婪地舔食着我哥碗里没吃尽的河漏。那样子香极了,吃尽了还要在地皮上舔几下,似乎要把带有饭味的地皮都要舔掉。
“玉贵,玉贵。”
这时,我祖父在炕屋里叫着我父亲的乳名。
“嗯。”父亲低头走过去。
“你吃了饭到北村找一下木匠德娃,看谁要我那副柏木棺材。我死了,就是住银屋睡金床也啥不知道了。人死如灯灭,裹着一张席片照样埋人。”
“爸,那不行!”
“怎么不行,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,你孝顺我,就先给我把媳妇接进门。”
爸不说话了,只是擦泪。
我不知道当时怎么了,直想哭,可终于没哭出来。
我始终认为,我爷我的祖父是天下再好不过的人了,他识字不多,靠着自己的勤劳和能干,使我家过去日子过得不止于乞讨。他一生从没同人红过脸。自从我家日子稍稍宽裕之后,谁想借用年犁地,从没推辞过,有时宁可把自己家里的活儿往后推。张家借一升米 ,王家借半斗面,还也罢,不还也罢,从不过问。给我家帮过工的,解放后常来往,好得同亲戚一样。他怎么会象吸血虫贪婪地吸取穷人的血汗?土改中,我家评定中农成份。可是到了四清运动时,却突然升格为“漏划地主”。一个运动毫无情面地把我们从人民中推到“敌人”。“文革”中,我们本来已经贫穷的家还被一次又一次抄,爷爷一次又一次地被批斗。只有规规矩矩,不许乱说乱动,蜷着身子,只恨不是乌龟,身上没长了硬壳来,好把头藏进去。一次批斗会上,造反派逼我爷交待过去怎么大斗进小斗出盘剥穷人。我爷说没放过账,根本就没有什么大斗小斗。造反派说我爷不老实,还敢同革命小将顶嘴,将我爷从台上蹬下来,没想到不高的台子,竟摔断了双腿……
在当时,中国有多少象我祖父这样的诚实人和比我祖父伟大的人,被无情的摧残着。从人性的角度来讲,他们应该属于人类的骄傲,社会进步推动力中的中坚分子,应该属于人类的骄傲,社会进步推动力中的中坚分子,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。对他们的伤害,无疑是人类自己在迫使自己退化。
然而政治的功能,运动的膨胀力,足可以改天换日。政治运动十分象农村中的烤马角、发神。
过去遇到旱或什么天灾,要请神来保护。需要在众人中寻找一个神的替身,呼之为马角。谁当替身,需要有特异功能。寻找并不是指定,而是敲起锣鼓,使劲地敲,一边敲,一边大喊:“烤,烤马角,马角来了烤大火;过火桥,抓红铧,马角说咋着就咋着……”
就这样无休止地敲,无休止地喊,谁都想把谁烤下来,不为请神,只为看热闹。
那狂热的劲儿《红高梁》电影里的颠桥、外国的狂欢节,都无法比拟。
在狂欢中,总会有一人不对劲了,口吐狂言,举止失常,最终成为马角。
说也奇怪,平素是个与常人无别的人。可是一旦成了马角,那真的能赤脚在烧红的砖上走路,双手抓两只烧红的铁铧,有时还拿一把一尺长的尖锥,从腮这边一下穿到那边,不流一滴血。
过去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迷信,今天呼之为神秘文化。
迷信也罢,神秘文化也罢,存在就是一种存在。承认存在是唯物主义者;研究存在,认识存在,利用存在,推动社会进步,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。
政治运动,如同烤马角,可以使人精神失常,可以诱发你潜意识中被显意识埋藏很深的东西。
平素不说话的人,在政治运动中那种气氛薰染之下,可能会上台信口雌黄,夸夸其谈,批斗你几个小时。
平素老受人欺负的人,非常软弱的人,很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中变成杀人的刽子手。
他们也许是为满足意识中的发言欲、打人欲,或报复欲。
因之,我认为我们国家改变用运动治国为健全法制是英明而伟大的。
运动往往狂热,不产生偏激是不可能的。
我们国家,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史都证明了这一点。
法律是理智,是公正的,是无情的。法律的健全和普及,可以减少犯罪。
在写我爷“文革”中遭遇时,我写得有些远,写了我的一些理性认识。客观上也许对大家认识“文革”有帮助。主观上,是我潜意识中对“文革”的厌恶促使我显意识多发一点不成熟的感慨而已。
咱们还是回头说当时吧。
在我爷说完话以后,我婆突然说话了:
“黑马,我娃给婆找一根铁丝去!”
我不知道她要铁丝干啥,但我婆那郑重其事的一脸肃穆的神情,使我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她的吩咐。
我找了根架子车辐条,双手捧给她。
她看了看,说:“给婆窝个钩子!”
我拿着这个铁钩子,在老门旁的墙缝里掏了一阵儿,拿出一个油布包,一层一层地打开,取出三十几个银元。
“杏花,过来,我娃先把这拿回去,让你爸想法子换成钱,给你妈治病。这是我过去一块一块攒下的,当初防个灾难后来解放了,一个运动接一运动,我就没敢显面。你家成份好,你爸是个干部,不怕谁,换成钱,治你妈的病要紧。剩下的钱,我另想办法。”
看着我婆突然拿出银元,全家人都愣了。
我清楚地意识到,我婆想孙子媳妇想疯了。我的心里说,怪不得人家说狗地主不老实。我爷挨了多少批斗,我婆也被叫去陪斗,私下里造反派也曾多次拷问我婆埋藏有什么金条、银元,我爷、我婆都一口咬定没有。就算我爷真不知道,这银元真是她一块一块积攒的,我婆总不会忘记她在墙窟窿里埋藏的她的心计,可见我婆是极其老练和狡猾的。但她毕竟是个妇人,见识不够长远。她根本没想到,如果这三十几个银元上交到村革委会,那将是一个什么结果。
杏花接过油布包,扑嗵双膝跪在我婆面前,放声地哭了。
“婆,我活着是咱赵家的人,死是赵家的鬼!……”
杏花的这一跪和那铁骨铮铮的誓言,我又觉得我婆还是伟大的。为了杏花,无论我的全家付出多大牺牲,都值。
那几十块银元,如今也许能当文物拍卖,一块也许足可解杏花当时之危。可那个时候,杏花她爷冒着危险托人只卖了三十块钱,一块银元顶一块人民币。杏花爸要不是为杏花,为了杏花妈,那个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物是不会干这违法勾当的。
我家在告借无门的情况下,总算凑齐了470块钱,用红布一包,让黑龙哥亲自给杏花家送去。
当木匠德娃领着人来抬爷爷那副黑乌乌的柏木棺材时,全家不肯上前帮手。
爷爷倒很大度,对德娃说:
“德娃,叫抬的人操心点,别碰磕,这副柏木寿材好得很,四寸半的墩子,十大块,没有个节疤,要不是为我孙子,谁用金棺材换,我也不!”
爸安慰爷说:“爸,给娃把事一办,我给你重亲置买,比这还要好!”
爷苦笑了,说:“玉贵,爸不用你宽心。爸这些年托累了你和娃们,死了,少花钱,花钱的日子在后头哩!爸给德娃说话,只想让他知道捡了便宜。”
还有一套楠木雕花大方桌和一对雕花椅也被人抬走了。
这套桌椅是唯一可显示我家过去的象征,平常放在屋子中正厦屋墙下。那地方是挂族谱的,逢年过节,桌上摆有香蜡和供果。
这是一套祭祀祖先的家具,再穷的日月,父亲也没敢动卖它的心思。这,还是我爷的主意。
抬走了家具,屋子立即显得十分空旷。全家人的心也空了,几天里没有笑声。
我知道,我婆、我爷都是七十几岁了。七十三、八十四,阎王爷叫你商量事。她们用人们的话来说是活天天,有今没有明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辞而别。抬走了棺材,我不敢再看我爷,我怕见那双干瘦如柴的腿,还有那因长期卧榻而遍布疮痍的脊背。
我不敢想象我爷死了裹 一张破席,那疮水儿渗透了席子,洒满一街,让人骂我们不孝顺,无本事。
没有大方桌,过年用什么来奉祭祖先,父亲、黑龙和我,我们敢在祖先面前鞠躬磕头吗?
我感到家不见了,垮了、丢了。
这里不再是家,是一个忆苦而不思甜的阶级教育展览馆,是一个关押动物的笼子。因为我们贫穷得只剩下人,人!人都贫穷的没有了思想。
记得那一年我家被划为漏化地主,虽与土改相隔多年,但财产照样没收。没收屋里的一些家俱不说,院子里有一棵一抱粗的大皂角树也被伐倒拉走了。
那棵大皂角树是爷爷幼年栽下的。我幼年时就采摘它的皂角洗手,妈发一直用这个树的皂角为全家洗衣。
皂角树如一把巨伴伞,夏季为全家挡烈日,秋季为全家挡风霜。
全家人谁对它能没有情感呢?
看着那些幸灾乐祸、兴高采烈、趾高气扬、得意忘形的人在被伐倒的树身上刀砍斧斫。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我总感到他们在砍斫我的爷爷,砍斫我的家,砍斫我的心。
我看着他们砍斫完毕,拉走树枝,拉走树身,一切都拉完了,只剩下砍斫飞落的木屑和摔落的碎叶,我还是静静地站着。
天下雪了。
鹅毛般大的雪片飞飞扬扬,象皂角树的叶子在空中飞舞,飘落在我的头上、身上。
一家人全麻木了,我站在雪中,竞无人拉我回家。
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我突然疯狂地冲进家中,抱住靠在屋柱的妈妈的腿,又哭又闹:
“妈,我要皂角树——我要皂角树——”
我这一哭,全家人都擦开了泪水。
今天,虽然不是没收,是自觉地寻人卖掉家具,但气氛同那天差不了多少。
不过,我不会再哭闹,因为我已长大成人,学会沉默和思考。
几天里,大家都被阴云笼罩着。在第四天的晚上,我哥好长时间不吹的唢呐突然间唱起来,爷爷先笑了,奶奶会心地笑了,父亲、母亲也笑了,我是最后一个笑的。
全家人都想到了,我哥的令人头疼的终身大事总算落到实处。
这件事成了,一切损失都不算什么。